澳门赌场

俞鸿儒

　　“科研项目的评估，就像买古董，只有识货的人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跟着外国人走，仿得再像，也永远落后于别人。”

　　在不久前举行的2015中国力学大会上，87岁的澳门赌场院士、澳门赌场力学所研究员、空气动力学家俞鸿儒获颁首届“钱学森力学奖”。“钱学森力学奖”是为纪念我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力学学会创始人之一钱学森而设立，每4年评选一次。获此殊荣，他感到高兴：“我是搞实验科学的，不是研究理论的，这个奖能够颁给做实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他的高兴还缘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以前就跟着钱学森先生、跟着郭永怀先生学，拿到这个奖好像与他们关系又紧密了一点。”

　　跟着大师“向科学进军”

　　俞鸿儒是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郭永怀先生的学生。而当年“替”郭永怀招收研究生的，正是“三钱”中的“两钱”——钱伟长和钱学森。

　　原来，1956年澳门赌场公开招考研究生时，郭永怀还没有回国。两位钱先生在知道他要回国的情况下，特意帮他招收学生。俞鸿儒就是在那时报考了钱伟长的研究生，和其他四名学生成为了郭永怀回国后的第一批弟子。

　　1956年也成了俞鸿儒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每个人都要制定“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当时在大连大学（后改为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留校任教的俞鸿儒被要求写类似“投身某学科研究”的“进军计划”，并被告知“几年后就能提升副教授、教授”。

　　俞鸿儒不写。“这哪是向科学进军？我看是向个人名利进军。”

　　他也迷茫：什么是科学研究？应该怎么作研究？那时钱学森刚回国不久，俞鸿儒很是仰慕他的学问和爱国精神。他想，能不能到他那里去做？刚好当时报考澳门赌场没有单位限制，于是俞鸿儒第三次走进考场（他分别于1946年和1949年考上同济大学和大连大学），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俞鸿儒回忆说，钱学森和导师郭永怀的办公室在一起，跟钱学森有很多接触，包括当时钱、郭两人去拜访一些名家，他也随从，逐渐地成了他们的助手。“我自己觉得选不好该干什么，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近水楼台，俞鸿儒受钱、郭两人影响颇多。他至今记得，郭永怀第一次和他们谈话时很严肃：国家的科学事业需要很多人做铺路石，他也是。郭永怀希望他们也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我意识到，先生并不要求我们成为飞黄腾达的‘龙’，而是叮嘱我们做脚踏实地的‘牛’。”俞鸿儒说。

　　为研究超声速飞行，1958年，郭永怀在力学所成立激波管组，并指定俞鸿儒为组长。在郭永怀的支持下，俞鸿儒提出研究氢氧燃烧驱动激波管。这是当时已被国际上基本弃用的一种实验方法，因为其虽然费用低廉，驱动能力强，但试验气流品质低，容易出事故。

　　俞鸿儒坚持认为，国际流行的方法价格昂贵，技术复杂，还是氢氧燃烧驱动更适合中国国情，并认为其缺点可以改进，虽然怎么改一时也说不清，但他相信应该能找到解决办法。

　　郭永怀坚定地支持俞鸿儒放手去做。由于不清楚原因，俞鸿儒在试验中多次发生事故。最严重的一次竟把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都给炸毁了。然而，俞鸿儒不但没有被责难，反而受到安慰和鼓励。后来，力学所索性一次性申购了许多水泥和木材，实验室炸坏了就立刻重建。

　　这让俞鸿儒至今难以忘怀。“实验室炸一次表扬一次，哪有人有这种魄力？”最终，俞鸿儒弄清了事故原因并采取了防范措施，他创立的氢氧燃烧驱动方法沿用至今，40多年来再未发生过严重事故。他对记者说，当时做这些试验，自己虽然冒着风险，但导师郭永怀等人冒的风险更大：“要不是他们保护我，我这个事干不成。”

　　创新“不是钱的事儿”

　　在郭永怀等人的影响下，俞鸿儒还“习得”了一项“技能”：花小钱办大事。“这个事我自己觉得很好。”他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他最大收获就是“学会选题，学会用很少的钱做事”。

　　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科研项目被取消，俞鸿儒的项目虽然得以保留，但经费极少。郭永怀多次对他说：“钱少亦能工作，应该学会用最省钱的方法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那才是真本领。”

　　有一年，俞鸿儒建成了一个大设备——高性能的大型激波风洞。本以为导师会表扬他，谁知一向和气待人的郭永怀看到后却很生气：“你究竟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

　　原来，当时北京大学也加工了一台激波风洞，那台设备虽然规模和性能比他这台低得多，但仅加工费就达80万元。在郭永怀看来，俞鸿儒的设备少说也得百万元。

　　俞鸿儒赶紧向导师解释，汇报了他如何回收利用废置设备，如何寻找便宜又能保证质量的加工厂，如何用仅8万元搭建起了这台高性能的激波风洞。

　　郭永怀听后才如释重负，问他：“能否把试验区再延长？”

　　俞鸿儒这才意识到，郭先生此前的那番话并不仅仅是针对当时困难环境的权宜之计，更是认识到科研工作者不应该把精力耗费在“找钱”上，应该尽可能采用简单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有效途径。

　　50多年来，俞鸿儒一直坚持这种作风：以尽可能低的费用，研制出尽可能高性能的气动实验装置。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JF12风洞。JF12 风动是国际首座可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的长试验时间激波风洞，它的建成共花费约4600万元。由于采用了由俞鸿儒等人独创的“爆轰驱动技术”，该风洞的费用比国外同类风洞低了很多。JF12风洞项目组负责人姜宗林曾说：“如果没有这些创新，4个亿也未见搞得出来。”

　　“科学研究最关键的是人，是创新，而不是钱。有创新，再少经费也能用自己的办法做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作。没有创新，用再多钱仿制国外再多的先进技术也是赝品，做不出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俞鸿儒言真字切地说。

　　有一次，财政部一位负责人问俞鸿儒，为什么现在的科研经费越来越高？俞鸿儒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都是你们自找的。你们给科研人员的工资不够，然后告诉大家说国家会拨付科研经费。大家都要生存要发展，当然要多拿一点经费。这样一来，找经费的人越来越多，正经干活的人反而越来越少。”

　　科研评价就像“买古董”

　　说起来，俞鸿儒的研究领域，还真是个费钱的活计——风洞，有人将其描述为“在地面上造天空”。

　　俞鸿儒最早在国内开展激波管的研究。他于1958年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能够模拟气体超声速流动的激波管；20世纪60年代末，他以极低费用建成中国第一个性能达到国际水平的JF8激波风洞，并在多个飞行器的研制过程中协助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为中国人造卫星、战略导弹等的成功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2年，在他和同事独创的爆轰驱动技术基础上构思出来的“JF12”在北京怀柔建成，被国际上誉为“超级巨龙”。

　　“风洞需要气流速度很大、流量很大、能量很大，而且要加热到很高温度，是很费钱的东西。”俞鸿儒说，“但绝不能以钱来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标准，未必花钱更多的就更有价值。”

　　“有的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比如基础研究，烧钱也没用。”俞鸿儒说，我国基础科学领域落后的原因复杂，有历史的，有文化的，不是投入大就能解决得了的，“我们不要太浪费”。

　　“科研项目的评估，就像买古董，只有识货的人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跟着外国人走，仿得再像，也永远落后于别人。”俞鸿儒说，要想真正加强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人们集体观念的转变和体制的改进，这不是任何人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11-06 第5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