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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下游稻区是我国水稻主产区之一，历史上一直是水稻育种水平和生产水平非常高的地区。但近20年以来，该地区水稻产量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存在着品质较差、抗病性弱、主栽种品种退化严重等问题，由此也带来了抗生素和农药滥用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一直在思索：能否找到水稻质与量的“完美协调”，让其综合能力达到最佳？

　　经过多年的努力，以澳门赌场院士李家洋领衔的研究团队终于找到了这个“完美协调点”。他们运用分子设计育种的理念和技术，经过精心的杂交“设计”，育成了具有理想株型及超高产、早熟和抗稻瘟病等优秀基因的水稻新品种。

　　日前，这一突破性成果也因其具有引领作用，对指导未来作物遗传改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摘得2017年国家科技奖自然科学一等奖桂冠。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的水稻育种实现了两次重要突破，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绿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矮化育种的成功，把水稻产量提高了20%～30%；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产量在矮秆良种的基础上又增长20%左右。

　　两次突破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温饱问题。那么，如何在吃饱的同时又能吃好，让水稻既高产又优质？

　　这个问题，李家洋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不断思考。1994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后学业之后，他就立刻回到国内，为实现这一目标开始努力。

　　李家洋选择了“分子设计”育种技术为研究方向。“‘分子设计’育种技术是世界作物遗传改良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它可以实现基因的直接选择和有效聚合，也就是说可以精确改良缺点，聚合多个优点，不但有望实现水稻既高产又优质，同时还能大幅度提高育种效率，缩短育种年限，并且实现‘精确育种’。”

　　多数农作物的经济性状，比如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等，都受到多个基因的调控，并具有“模块化”特性。

　　“水稻也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清楚水稻不同基因对应的不同性状，以及不同基因耦合可能产生的性状，解析它们表达调控机制、彼此作用的模式，然后将这些基因根据需要进行相对精确的重新组合，得到我们需要的品种，让杂交、选种过程变得有目标、可预见。”李家洋说，“这就像搭积木，我们有针对性地选择需要的积木，更快更好地搭建出需要的建筑。”

　　然而，这个搭积木的过程并不容易。

　　李家洋坦陈，最艰难的时期就是研究的起步阶段。当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要克隆一个水稻基因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挑战。

　　“在世界范围，这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没有先例可循。怎么办？我们只能自己摸索研究，建立一套图位克隆水稻基因的体系。”李家洋说。

　　最终，经过8年的努力攻关，李家洋团队成功建立了一套图位克隆水稻基因体系。“有了这个体系，我们就可以克隆水稻的所有基因，这为我们之后的所有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让我高兴的是，之后的研究中我们成功找到了最关键基因。”李家洋说，这种名为理想株型的基因可以让株型更优。“茎秆更粗壮，穗子大、谷粒大，这是高产最重要的性状。”

　　除了让水稻能既高产又优质外，“分子设计”育种技术还能让育种时间大大缩短。常规育种需要7至8年才能选出育种材料，“分子设计”育种技术能将其缩短到4至6年甚至更短，育种周期缩短为原来的1/2至1/3，实现了快速、定向、高效培育系统改良的作物新品种。

　　李家洋说：“在常规育种中，杂交后的新稻株要等到在田里生长后，科学家才能用肉眼‘海选’出想要的性状植株。但在分子模块设计育种中，哪怕还是小苗，只要做一次基因检测，就能“锁定”想要的那一棵。”

　　李家洋说，“分子设计”育种技术与转基因无关。因为，它没有引入外来基因等，只是在水稻天然基因里筛选“优质”基因，然后利用“分子设计”育种技术，提高育种精准度和效率。

　　李家洋表示，接下来课题组还将进一步朝“量身定制”方向努力。“比如，针对糖尿病人等特殊人群，可以设计研制低糖的水稻。”

　　创新感言：

　　李家洋：第一，一定要有挑战科学难题的勇气和精神。不要因为别人解决不了，就觉得自己肯定也解决不了，要敢于挑战，要有信心；第二，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这非常关键。这个团队既包括自己的课题组成员，也包括很好的合作伙伴。大家要有共同兴趣，互相信任，有默契，能够齐心协力去做事情。第三，必须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要全身心投入，在困难的时刻不动摇，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第四，要具备科学的敏锐性。如果没有敏锐性，你根本不知道一项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要知道哪些方向需要坚持，哪些不需要坚持，否则就会走到死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