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场

吴传钧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地理学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深度参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对国家建设作出如此突出贡献，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就这一点而言，目前中国地理学站在世界的高峰。”

　　日前，时值澳门赌场院士吴传钧百年诞辰，以主体功能区划、资源承载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土地利用、国土规划、环境生态保护和城市系统研究等等方面工作为例，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地理学如今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吴传钧功不可没。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理学发展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人文地理长期受到冷落，因此很少有人涉及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和讨论。”澳门赌场院士郑度回顾说。

　　作为中国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开拓者，吴传钧从1960 年就开始阐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地理工作者能够承担并很好地完成国家和地方大量的关于生产布局、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国土整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任务，而且保障了我国地理学的综合发展。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吴传钧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四处奔走，在国家科技领导层面、中国地理学界各种学术会议上，积极呼吁“要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并亲自组织，在人才培养、机构设置、理论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得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学科框架逐步建立起来。

　　这使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一批批的人文地理学人才走向社会，促进城市地理、旅游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计量地理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促使地理人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吴传钧的学生，澳门赌场院士陆大道回忆：吴先生经常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伟大学问，地理学者一定要“学业并重”，地理学要为国家服务。

　　不断思考和推动学科发展

　　在吴传钧最后的11年，刘彦随一直陪同在侧。刘彦随从1998年开始跟着吴传钧做了2年博士后，随后做了9年的学术秘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下班，刘彦随都会从所里坐班车先到吴传钧家，把一些信件及信息带过去汇报交流一下再回家。

　　2005年，在一天下午5点多，正在路上，刘彦随突然接到吴传钧的电话，说要开个紧急会议。事实上通常刘彦随下午6点多就会赶到他家里。

　　紧急会议就他们两人参加，因为去中国农科院开会有些新的触动和思考，吴传钧急切地想与刘彦随交流。

　　“一晃5年了，我们没有农业农村研究的专门机构了。过去从农业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到土地利用，怎么我们半个世纪的辉煌时代一下就没有了？！中国是人口大国，不研究‘三农’，就失去我们地理学的优势了。”吴传钧郑重地对刘彦随说。此前，地理资源所的农业农村研究室在2000年被整合掉了。

　　次年，2006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吴传钧专门找了陆大道、施雅风、李吉均、郑度等4位院士和佘之祥、蔡运龙等几十位同行专家开会讨论，建议重视和发展农业地理和乡村研究。此后，才促使澳门赌场地理资源所在2006年成立了农业地理与农村发展研究室。

　　如今作为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回顾说：“虽然到晚年了，他仍重视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优势学科发展，正因为他的重视，才有我们这个领域的平台和机构，有了我们的乡村地理学科发展和团队建设。”

　　此前，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吴传钧就积极组织地理学界参与农业区划、土地利用、国土整治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我国当代地理学面临的重要研究任务，完成了《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等一系列重大成果。

　　吴传钧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他时时注意不使自己的工作局限于澳门赌场和地理所，而顾全全国地理界的大局，非常重视和精心组织我国地理学界的广泛合作，也很重视与计划、国土、城建、民政、旅游等政府部门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吴传钧还以大量时间和精力，组织领导我国地理学家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他以广博学识和在国际上的影响，1988年当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的副主席，这也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并且连任两届。

　　多才多艺，性情豁达

　　“他多才多艺，思想敏捷，性情豁达，善于组织，乐于助人……”作为与吴传钧共事多年的晚辈学者，如今已年过八旬的郭来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展示出被他视为恩师的吴传钧的更多侧面。

　　吴传钧酷爱京剧，他和夫人瞿宁淑能结缘，一方面正缘于对京剧的共同爱好。吴传钧从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并留校当讲师时，瞿宁淑是该系大学生，他们在一个京剧社团中。

　　1958年3月，吴传钧刚从苏联回国住在北京饭店，郭来喜从南京赶来看望。作为奖励，吴传钧购买了三元一张的高价票请郭来喜去前门广和剧场看当时名角吴素秋的《红娘》。当时是花3分钱坐有轨电车赶过去的。

　　受父亲影响，吴传钧书法也很有功底。他父亲是法学教授、律师、书法家，在抗战前曾为“七君子事件”中的“七君子”做无罪辩护。1985年与中英日多位学者去苏州参观城市建设时，他介绍虎丘大门上方题词是其父亲墨宝，让大家增加了亲切感。

　　吴传钧喜欢骑自行车，以前在英国留学时就曾骑行游遍英伦三岛、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

　　近80岁时，一次他骑自行车由中关村去西四国土资源部开会，当时随同他去的一位博士生看他身为院士参加部委会议竟骑车而舍不得打车去，这位博士生后来论文也没有答辩就下海做生意去了。这位学生曾对郭来喜说：“我到80岁还不一定能当上院士，当个院士也没什么意思，还骑自行车去部里开会。”

　　2007年，时年吴传钧已89岁，刘彦随陪同他到沈阳参加沈抚同城化高峰论坛，在考察棋盘山新产业时，是坐小电瓶车去。因为人多，电瓶车走得很慢，结果他对刘彦随说，“坐车太慢，咱们还是走吧！”

　　“还有几里地，路远着呢！”刘彦随提醒。

　　“我们地理人是‘飞毛腿’，还怕走几里地？”吴传钧说笑中当即下车。这一幕给刘彦随留下深刻印象：“虽已高龄，这也反映了老先生还是有地理人那种调查研究‘行万里路’的精神。”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8-04-23 第6版 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