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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向西约15公里，形似羽毛球拍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部分结构由北向南卧于地下，它由一台长202米的直线加速器、一组共200米长的束流输运线、一台周长240米的储存环加速器、一座高6米重700吨的大型探测器“北京谱仪”和14个同步辐射实验站等组成。

　　进入澳门赌场高能物理所44年，张闯几乎参与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其重大改造工程全过程。“在世界上最权威的粒子数据表上，北京谱仪测量的数据超过1000项，每一项数据就是一项成果。可以说，粲物理领域的绝大多数精确测量是由北京谱仪合作组完成的。”张闯很骄傲，他和同行，见证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所成就的在粲物理领域30年领先。

　　对撞让新粒子现身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北京谱仪Ⅲ发言人苑长征介绍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台高能加速器，提供的正负电子束流主要做两件事：一是高能物理实验，即北京谱仪实验，产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二是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利用对撞时产生的同步辐射光供多学科开展研究，每年有大约500多个实验在此完成。

　　张闯研究员展示了一张漫画，两只小松鼠站在机器的两头，手中各拿着一个核桃，把核桃往地上扔可能打不开，但让两个核桃高速对撞可能就能撞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把粒子对撞打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速度越快、撞得越碎，越可能有所发现。他用这个例子解释了“为什么要对撞”。

　　“如果不对撞，用电子束打静止靶，产生的有效的相互作用能量要小得多。1954年，物理学家费米提出建造一种高能加速器，采用打静止靶的方案，需要加速器的半径达到8000公里，比地球半径还要大。欧洲强子对撞机的半径只有4.3公里，就达到了13TeV的质心能量，所以超高能研究一定要让两个束流进行对撞。”张闯说，束流对撞要求粒子多、截面积小、频率高，才能获得足够高的对撞亮度，因此难度也大得多。

　　“正负电子不断对撞，科学家获取分析对撞产生的大量事例，看其中是否可能有一些稀有现象，披沙拣金一般，各种新粒子都是这样现身的。”张闯说。

　　在亿万粒子中找不同

　　在粲物理领域，绝大多数精确测量是北京谱仪合作组完成的。

　　这来源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卓越性能。“1988年10月对撞成功，运行30多年。对撞机是经过几代人努力做出来的，我们这一代曾面临康奈尔大学的挑战，对方把能量降了下来，一时超过了我们。后来，我们做了重大改造，在世界同类型装置中继续保持领先。”张闯说。2008年完成改造后，它成为双环结构，约100个束团，每秒对撞约一亿次，加上其他性能提升，亮度比改造前提高了100倍。

　　在粒子物理领域存在3个研究前沿，分别是高能量前沿、高强度前沿、宇宙学前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处于高强度前沿，另外两端分别有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国际直线对撞机（ILC）、未来环形对撞机（CEPC和FCC）等和高山宇宙线、空间探测器、望远镜等。

　　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大科学装置拓展了人类宏观微观认识尺度。20世纪初，人类认识的世界小到10的-10次方米的原子，大到10的11次方米远的行星。上世纪30年代，范围扩大到原子核和恒星。到了2000年，依托大科学装置，人类的视野深入到10的-18次方米的夸克、扩展到10的25次方米远的浩瀚太空。

　　苑长征说，最近又有一个重要发现：北京谱仪Ⅲ合作组发现正负电子对撞中兰布达超子存在横向极化，合作组利用2009年和2012年采集的13亿粲偶素数据，选出了纯度高、质量好的42万事例，发现由此产生的兰布达超子存在高达25%的横向极化。这项成果刚在英国《自然·物理》杂志刊出。

　　优势还会保持10年

　　张闯打开电脑，进入对撞机的显示页面，屏幕上两条曲线沿时间轴向前推移，一条代表正电子流强的红线，一条代表负电子流强的蓝线，高点约在600毫安，大概1小时后，两条线匀速降至低点，约450毫安，这代表粒子数量越来越少，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操作按键，注入正负电子，曲线抬头，继续每秒一亿次的对撞。

　　全世界14个国家、64个研究机构的400多名科学家，每天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点开这个页面，看到两条曲线。

　　“从1989年开始实验起，就建立起北京谱仪合作组，合作组30年来一直在一起做实验。”张闯说，这套由中国牵头的国际重大科学装置的合作规则，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宝贵经验，为后来者做出示范。

　　它将来会不会寿终正寝？张闯很坦然：我们的优势还会保持10年以上，这期间要继续做实验，比如继续研究轻强子谱和新强子态等，根据实验结果，看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性能。

　　近几年，关于中国是否要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争论持续进行。去年底，两卷本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概念设计报告》正式发布。近日，反对建设的观点再次被提出，争论又一次摆上台面。

　　“有争论很正常。”张闯说，“但科学研究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比如，我们的对撞机继续向前走，可能需要再改造。如果暂时不能做高能量前沿，还可以做高强度前沿。如果因为经费或者技术原因不能做，可以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做。”

　　“最好能尽快挺进高能量前沿。”张闯补充说。较量不可避免，“除了欧洲的FCC，日本还可能要做ILC，国际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当然，希望下一代最强对撞机依然在中国。”他笑着说。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5-25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