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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录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阅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内容，只要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阅读、花多少时间，都是可选择的，是因人而异的。
　　他是和恐龙走得最近的中国科学家，他也热衷给大众讲明星物种的故事……他是古生物学家徐星，小时候起便读书管“饱”。阅读，这是他未来科普创作的底气。
　　《中国科学报》：你最近在阅读哪本书？
　　徐星：通常我不会在一个时期只阅读一本书，而是两三本交替着看。最近在看的，一本是《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另一本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科学报》：你最常阅读哪些类型的书籍？
　　徐星：阅读最多的当然是与科学有关的书，尤其是物理学、生物学，比如我刚看完的《暗物质与恐龙》、Mathematics and the Real World。
　　科学哲学也是常看的类型，比如卡尔纳普和库恩的经典作品。除此之外，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的部分。这两类书有时还会反复阅读。
　　《中国科学报》：阅读历史、哲学，对于你从事的演化生物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徐星：在中国，演化生物学这门学科的受关注程度不高，而数学、物理，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学科和伟大科学家的社会影响要大得多。但在西方，达尔文作为演化论的开创者，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越了国人更为熟悉的这些科学大家。
　　演化生物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现代的诸多科学分支施加了影响，包括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甚至有关宇宙起源的理论。演化无处不在，如果我们研究演化，就必然需要扩展这门学科的外沿，了解它在其他各个学科中的渗透。因此，这些阅读积累会帮助我更全面深入地来理解演化。
　　《中国科学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阅读的？
　　徐星：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都是小时候建立的。我生长在新疆一个偏远的县城——新源县，虽然生活条件有限，有时甚至饱一顿饥一顿，但印象中书总是管够的。《我们爱科学》《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国内早期的科普杂志、图书以及科幻文学作品我都看得到。
　　到了初中，那些必读的中外文学经典都已通读过一遍。初中和高中时期，有一套书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曾在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真正带有“启蒙性”和“思想性”的科学、历史、哲学、思想史的书籍。也是在那时候，我还迷上了武侠小说。
　　在北京大学上学时，读书就更杂了，像《资本论》这样的马哲经典著作丛书，以及经济学、哲学等等，特别是阅读过不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中国的尼采、叔本华、萨特的作品。
　　《中国科学报》：科普是你科研之余非常重视的工作，你如何评价国内的原创科普著作？有什么科普作品是你会推荐的？
　　徐星：客观地说，我只能从我熟悉的科普领域作一些评价。我认为，目前国内的科普创作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我们缺乏国外的专业科普作家队伍，他们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且拥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以科普创作为职业，在这个领域深耕，而不是兼职、玩票；其次，国内真正有学术影响力的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的比例太低，创作时间和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无法产出像国外大科学写就的科学性、思想性、启蒙性兼具的重量级作品。
　　在演化生物学领域，我会推荐两本科普著作。一本是获得了1995年美国普利策奖的《鸟喙》（The Beak of the Finch），这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纳森·韦纳在深入采访演化生物学家彼得·格兰特夫妇之后，记叙的关于他们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研究地雀的故事。文本结构巧妙，细节丝丝入扣，能让普通读者产生阅读的快感。
　　另一本是《大灭绝时代》（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纽约客》著名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借由物种已消失的动物以及7种濒危生物的故事，来探讨地球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未来的处境。作者从古观今，把历史和科学的线索编织在一起，给读者以极强的启示意义。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的工作非常繁忙，你如何保持阅读习惯？
　　徐星：惭愧地讲，我也只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尽力保持一定的阅读量。好在有了电子阅读器，可以随时随地揣在口袋。每天上下班乘坐地铁的时间是固定用来阅读的，其余的如休息、出差，只要没有旁人打扰，我就会拿出来看。
　　《中国科学报》：未来，你想写一本什么样的科普书？
　　徐星：我的确有两个写作计划，已开始起头了。一本与我的专业有关，讲恐龙的演化故事。它将不仅仅传达给读者以知识，我的目标是向《鸟喙》靠近，把古生物研究的过程、思路、思维方式方法，结合具体的事例娓娓道来。
　　还有一本书名暂定《科学的演化》。我在阅读吴国盛老师的著作《什么是科学》时，有了一个启发，是否可以从一线科研人员的角度写作一本有关科学发展史的作品。我相信，以科学家的身份来阐述科学的历史，会包含我们更直接更感性的体会。
　　《中国科学报》：数字阅读时代，你的阅读方式有什么改变？这些变化是促进了阅读，还是浅化了阅读？
　　徐星：于我而言，碎片化阅读是最大的改变，它对阅读的效率是必然产生负面影响的。但我们必须承认，阅读方式的转变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如果强行把自己带回传统阅读时代，每一本书都在完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整地读完，是不切实际的。这反而会阻碍你拿起一本书的欲望。
　　我始终认为，在符合自身现实环境与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持一定的阅读量，就是可接受的。
　　此外，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阅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内容，只要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阅读、花多少时间，都是可选择的，是因人而异的。
　　当下，出版市场的容量很大，充斥了很多滥竽充数的内容。我更关心的是，通过什么样的竞争手段或者管理机制，去最大程度地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出版物，把真正的好书推荐给读者，这很重要。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9-03-22 第6版 读书)